新闻:贫富差距加大让精神疾病增加 甚至影响了儿童的智力发展

时间:2018-06-14 12:09来源:网络 点击:0

关于焦虑的年轻人的报道,在现在这个时代比记忆中以往任何时候都普遍得多。这是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导致的结果吗?社会不公还带来了哪些我们未曾意识到的影响?

《内在层次》作者理查德·威尔金森和凯特·皮克特 图片来源:Gary Calton for the Observer

2009年,当世界仍在吸收前一年金融危机的冲击时,一本名为《精神层次》(The Spirit Level)的书出版了。这本书由两位社会流行病学家撰写,他们认为,大量数据确凿地表明,在不平等程度较高的社会里,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更加突出,包括更高频率的暴力、谋杀、吸毒、监禁、肥胖和少女怀孕。

鉴于赤裸裸的牟利动机刚刚将世界带到经济崩溃的边缘,这是一个深入反思不平等加剧将会把我们带向何方的好时机。在过去的30年里,特别是在美国和英国,政治上有一个广泛的共识,那就是:只要底层人也沾了不断上升的财富浪潮的光,那么社会顶层的急速骤升也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了。

正如时任工党贸易工业国务秘书的彼得·曼德尔森1998年在硅谷高管集会时的著名言论:“我们对人们变得满身铜臭毫不担心。”曼德尔森为这一言论加上的附加条件是:“只要他们交税。”这是新工党政治的重大突破。他们意识到,与其妖魔化富人,或者用惩罚性税收把他们赶到国外,不如鼓励他们增加收入,用于帮助弱势群体和其他有需求的事业。在很多方面,这种做法起效了——经济提升,花在教育和国民医疗服务、社会福利上的钱更多了,而谁会在乎这个过程是否又创造了几个亿万富翁、奖金文化(bonus culture)是否有些过了头?

但随后崩溃来了,原来繁荣与萧条的交替还没有结束,我们发现,自己作为普通纳税人仍处于不公正的境地之中,还要去给最贪婪、最不负社会责任的银行托底。结果,紧缩政策随之而来,受影响最大的是社会中最贫穷的成员。与此同时,奖金文化仍然存在,银行业几乎没有变化(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在放松经济危机后实行的有限金融监管政策)。而且,尽管英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略有下降,但仍高得惊人——富时(FTSE)首席执行官的平均收入是全国最低工资线的386倍,在全国范围内,收入前20%者的收入数额是垫底20%的人的15倍——此处指的是税前收入加上福利,去除这些因素之后,差额大约是4倍。

现在,《精神层次》的作者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带着新书《内在层次:更平等的社会如何减轻压力、恢复理智和提升每个人的幸福》(The Inner Level: How More Equal Societies Reduce Stress, Restore Sanity and Improve Everyone's Wellbeing)回来了。我(指本文作者、《观察家》与《卫报》撰稿人Andrew Anthony)在伦敦圣潘克拉斯车站的一家酒吧和两人会面,他们是夫妻——威尔金森是诺丁汉大学社会流行病学的荣休教授,皮克特是约克大学流行病学教授。

威尔金森70多岁了,但除了轻微的听力问题和一对令人印象深刻的白眉,他本人充满着年轻的活力,更不用说他的观点之犀利了。比他小22岁的皮克特扮演着调和语气的角色。

理查德·威尔金森和凯特·皮克特

正如副标题所示,这本新书关注的是社会不平等所带来的心理或精神代价,他们认为这些代价数量巨大且种类繁多。《内在层次》一书的基本思路是,不平等造成了更大的社会竞争和社会分裂,反过来又加剧了社会焦虑,造成了更大的压力,从而增加了精神疾病、不满和怨恨的发生。这使得人们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毒品、酒精,以及购物和赌博等上瘾行为——而这些行为自身又导致了进一步的压力和焦虑。这是一片凄凉的图景,但威尔金森和皮克特坚持认为,这一图景可以得到迅速有效的改善。

《精神层次》卖出了十五万多册,并被翻译成了多国语言。鉴于形势没有太大变化,我想知道,他们觉得政府、特别是英国政府有没有注意到他们的书。威尔金森提到,埃德·米利班德在担任工党领袖时曾征求过他的意见,他还为约翰·麦克唐纳的顾问小组举办过一次研讨会——当然,当时两人都不是政府成员。他还与自由民主党见了几次面。他的语气听起来不像是革命将至的样子。

皮克特借机打断了她的伴侣。“更系统地回答你的问题,”她说,或许带着点轻微的责备,“国际、国家和地方的层面都曾咨询过我们。我们与联合国各组织做了相当多的工作,也曾和欧盟合作过。我是可持续平等委员会的成员。”

他们认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负责人克里斯汀拉加德就平等问题发表的声明,是直接引用自他们的著作。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说了一些话,用威尔金森的话来说,“听起来有点儿像是来自我们。”但最大的影响可能还是在学者之间,他们从那时起开始在其他学科范畴内研究不平等带来的影响。

当然,批评人士也有,他们要么质疑统计数字的有效性,要么质疑从数据中得出的结论。威尔金森和皮克特认为,他们的批评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读这本书时,我始终为一个问题感到疑惑:如果凶杀率是不平等的重要标志,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自1980年以来,即美国的不平等水平在经历了50年平稳期之后真正开始加剧的那一年里,谋杀案的数量也开始下降了。美国现在的谋杀率低于1950年,我们又该如何解释这一明显的反常现象?

威尔金森自信地说:“这意味着肯定还有其他因素。但我们可以说,如果这些同步出现的变化——不论它们是什么——是在不平等未加剧的情况下发生的,那么凶杀案就会下降得更多。”这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大胆的预测,然而威尔金森已经在不平等领域工作了几十年,他对自己的观点深信不疑。只有一个研究了某课题相当长时间的人,才可能如此确信。

日本的平等水平比英美更高,其社会冲突,地位焦虑和精神疾病的征兆也更少 图片来源:The Asahi Shimbun/The Asahi Shimbun via Getty Imag

毫无疑问,关于焦虑,特别是年轻人的焦虑的报道,在现在这个时代比记忆中以往任何时候都普遍得多。美国最近一项研究发现,有20%的美国人表示自己感到压力很大。一项较早期的研究显示,上世纪80年代美国平均儿童焦虑人数“多于50年代的儿童精神病患者数量”。伦敦国王学院的一项研究也显示,与近年来相比,20世纪80年代英国青少年的压力要小得多。

威尔金森和皮克特写道:“经济增长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奢侈和舒适,然而焦虑的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趋于增加而不是减少,这看起来很矛盾。”对许多学界之外的观察者来说,问题出在今天的年轻人身上。这些所谓的“雪花”一代,没有上一辈人能吃苦,更不愿意接受困难,更容易对他们可能遇到的逆境表达焦虑或沮丧。可是威尔金森和皮克特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他们认为,日益增长的焦虑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物质不平等带来的日益加大的社会压力——实际上就是日益增加的地位焦虑。最近发表在《柳叶刀精神病学》上的一项研究分析得出结论,在收入差距较大的社会中,精神病发病率较高。在精神疾病和收入不平等方面,英国和美国都处于图表上端。

然而,新西兰的精神疾病率是意大利的三倍,但两国收入不平等程度相同;法国的精神疾病发病率是邻国西班牙的两倍,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大致相等。显然,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但我好奇物质幸福本身是否可能是焦虑的原因。也就是说,是否我们从生存斗争中所得越多,面对其他挑战和压力时感到的焦虑也就越大。威尔金森说:“如果这是真的,焦虑将与人均国民生产值挂钩,但事实并非如此。它还表明,本来一定量的处于自由浮动区间的焦虑值,现在关联于某个因素之上了,而且焦虑的主要来源——生存因素——的减弱,实际上会增加整体焦虑。这真的说得通吗?我们以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他指出,意大利的反常通常可以归因于意大利人的亲密家庭关系。他坚持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是显示出不平等和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数据的总体一致性,而不是异常。威尔金森和皮克特的论点是,我们和自己所处的等级在精神层面形成了一种失调的关系;在社会阶梯上不断寻求更高的立足点,是一场对所有阶层和收入水平的人都产生负面影响的挣扎。

最近刷过Instagram的人很难否认上面所展示的社交焦虑程度。我们从未如此精于炫耀自己的财富和不安全感。为了论证的目的,我们暂且同意,不平等会滋生焦虑,进而损害精神健康。但这能否被看作是为社会整体进步所付出的代价?


(责任编辑:三叉神经疼病的专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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